面对上述种种机遇和挑战,迈入普及化阶段的我国高等教育将呈现出分类发展、因材施教、多元治理的发展趋势,基于欧美经验的大众化理论亦需在我国高等教育实践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一)引导分类发展,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体系
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结构的重要变化是多样化、分层分类发展,满足不同学习者的发展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各级各类人才的需求。高等学校分类发展是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提升高等教育竞争力、推进高等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之后的必然选择。要树立科学的高等教育发展观和绩效观,建立科学的高等教育分类发展政策体系,推进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和学术治理结构调整,完善学术型与职业型学位体系建设;通过政策规划、财政拨款、检查督导、信息服务等手段,实现分类设置、分类指导、分类支持、分类评估,引导高等学校遵循教育规律,科学定位、各安其位,坚持特色发展、多样化探索。
首先,扎实推进“双一流”建设,推动研究型高校科研创新,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瞄准国际,追求卓越。“双一流”建设的关键是把握建设实质和内涵,构建和完善择优遴选机制、绩效评价机制、动态调整机制、统筹协调机制、自主办学机制和监督问责机制。其次,深入推进地方本科高等学校转型发展,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建设和重点产业发展。重点是要明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重视内涵建设,处理好学科与专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以及高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再次,大力推进高职院校发展,面向市场需求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重点在优化专业结构和课程体系、创新培养方式和教学手段等方面下功夫。最后,引导和鼓励民办高等学校培育优质学科、专业、课程和师资,整体提升管理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建成一批高水平有特色的民办高校,满足普及化阶段学习者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二)推进分类评估,加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
要解决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与质量保障之间的矛盾,也就是高标准严要求与丰富性、激励性之间的矛盾,关键是要树立适合经济社会需求和教育发展规律的多元化的高等教育质量观,构建和完善分类评估的质量标准、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案。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展和质量保障实践探索的过程中,我国已经逐步建立起包括自我评估、院校评估、专业认证与评估、教学状态常态监测和国际评估在内的“五位一体”普通高校本科教学工作评估制度,以及包括合格评估、专项评估、研究生质量跟踪调查、学位论文公开制度等在内的学位授予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这些制度性探索适应了我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向普及化阶段发展的特点,体现了质量为本、分类管理、分类评估的价值导向。
“双一流”建设高校更加重视通过国际评估提升学校的国际化水平和学术声誉,办学历史较长的高校更加重视通过院校审核评估完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新建本科院校更加重视通过合格评估促进基本办学条件和基本培养质量的达标。当前,我国公布了本科专业认证的三级指标体系,通过工程、医学和师范类专业认证的方式推进本科教学质量的提高。高校内涵发展的实现和办学质量的提升需要遵循规律、励精图治,长期积淀、厚积薄发,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构建更应强调政策与制度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强调高校的质量建设主体地位,重点在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上下功夫。
(三)探索因材施教,改革高校人才培养模式
随着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功能的转变,高等教育将着眼于为大多数人面向未来的生活所准备,面对经历丰富的学生的多元化学习需求,关键是要树立富有时代内涵的人才观和现代的教学观,变革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探索因材施教的人才培养模式,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式学习,实现多样化和个性化培养。
第一,深化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满足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对所有具有入学意愿的学生的入学需求,深化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高考综合改革,拓展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让学生进入适合自己的高校深造。第二,构建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成长的多样化培养模式。在大类招生、宽口径培养的基础上,完善通识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能力与批判精神;在跨学科、夯实专业知识基础上培养学生复合型思维能力;在校企合作、产学融合的基础上培养学生专业实践能力与动手能力等,以适应未来复杂生活的需要。第三,构建基于学生学习结果为导向的专业教育模式,基于学生毕业后的工作性质或岗位需求设置课程体系,实现学习者为中心、学习结果为导向的有效性学习。第四,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改革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手段,创新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管理机制,实施多样化教学策略,满足学习者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需求。第五,构建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化学习评价体系,综合运用教、学、研、用、管等多维度的相关数据,提取学生学习结果、学习行为和教师教学情况等多维度信息,实现教学和学习的有效评价,持续改进教学工作,改善教学质量和效率。
(四)重视多元参与,完善高等教育治理机制
普及化阶段伴随着高等教育结构与功能的多样化,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和体制改革的深化,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增多,不同利益群体强烈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利益冲突和矛盾以价值观的形式体现在社会舆论、学术争论和政策制定中,体现了不同的、矛盾的,甚至是相悖的价值取向。既要权衡这些利益诉求,又要保持大学的理想与价值,重要的途径就是完善多元参与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协调好大学与政府、社会的关系,构建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
首先,多元参与高等教育外部治理与决策。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决策受到政府、市场、教师、学生、学者、毕业生、家长等多元利益群体的影响,应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正确办学方向的前提下,深化管办评分离、放管服结合的改革,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建立健全社会公众参与教育决策机制,保持信息公开透明和参与渠道畅通。其次,多元参与高校内部治理。普及化阶段的高等学校日益趋向于多元协同治理,尊重教师和学习者对高校内部治理的参与权,完善民主管理机制和公众参与学校议事、监督及意见反馈制度,提升学校办学治校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同时也要谨慎对待不同利益群体多元利益诉求与价值观的冲突,避免对大学自主办学和教育质量的削弱。最后,多元参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普及化阶段的高等学校在内部质量保障体系构建与运行中,更加重视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参与,重视第三方的专业评价和国际认证与评价,大数据时代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价将更倾向于依赖数据分析专家的评价。要在多元利益群体的共同参与下构建高等教育质量的价值体系和评价体系,提高质量评价的专业水平和公信力。
(五)结合本土实践,丰富高等教育发展理论
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90年代进行修正,从提出至今50年来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依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一定的指导性。但是同时,正如他自己所言,其大众化理论主要是基于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经验提出的,之后关注了英国等欧洲国家和日本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可以说其理论构建主要是建立在欧美发展经验基础上的逻辑性判断,研究考察的范畴中并没有将后发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纳入其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就是普及化阶段的标准是否适用于我国,是否能够解释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变化,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变革是渐进式的发展演变过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也并不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将发生质的飞跃,马丁·特罗认为其大众化理论中的数字指标的意义在于预警功能,即提示人们当高等教育规模达到一定区间时需要在教育结构上及时做出调整。
因此,从规模数量目标上迈入普及化阶段的我国高等教育将出现何种特征与形态,将遇到哪些问题与挑战,应采取何种应对策略与举措等,都需要我国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在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中加以探索和验证,并基于本土化的实践经验在理论上进行反思和升华,从而进一步修正和完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做出中国贡献。